仁者乐膳，智者乐睡

2008年两个25岁的美国女孩创立了自己的小额贷款机构——“我开”，把从美国募捐来的钱，用于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提供贷款。创办至今，“我开”已经为内蒙古赤峰和四川仪陇两地的200多名中国农民募集了近10万美元资金。

记者◎陆晴   实习记者◎丘濂

“我开”金融专员白福文（Fulton Breen）的故事

“我是芝加哥人，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经济学专业。毕业后我在伦敦从事公司理财，并开始了解与小额信贷相关的信息，但英国的小额信贷不是很普遍。我想做小额信贷工作，同时也想在国外工作。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吸引了我，我也想亲眼看看关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那些报道是否属实。”

“我从一些文章里了解到‘我开’在做的东西。2008年底，‘我开’的网站基本成形，我通过点击，捐了100美元给一个40岁的内蒙古妇女，支持她乳牛场的日常运转。她总共需要600美元，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5个人帮她。我想看看这笔钱是怎样改变地球另一端一个人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小额贷款的典型故事。我们不是扔给她一张支票，我们借给她钱，让她可以有能力去买一头牛。等到那头牛有产出的时候，她再还钱，奶牛可以不断产出，她就可以有钱供孩子上学等等。她在借钱之前必须有个计划，钱是用于什么，而这个东西必须能有回报，是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捐完钱之后，我也通过网站不断得到她状态更新的信息。100美元对于在伦敦生活的我，不是个很大的数目，但却让地球那端的人生活更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回报。这笔钱还清后，我又选择了下一个在内蒙古的帮助对象。现在为止，这笔钱还在她手上，一年之中我已经帮助了两个人。钱就是这样不断循环再用。”

“我开”
          
                                          魏可欣

今年25岁的魏可欣（Casey Wilson）出生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高中毕业那年在西班牙语课上认识了一个上海同学，萌生了学中文的念头，真正开始学中文是上大学以后了。现在魏可欣的普通话相当流利，李世冰说她甚至能听懂四川话。

魏可欣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她一直对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了中国。她说，“一方面中国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在世界排第二，另一方面我可以在五六年之内看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2006年9月，她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个针对想在中国做生意或者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培训项目，认识了比她大6个月的孟康妮(Courtney McColgan)——“我开”的合伙人。

孟康妮学的是中国民间信贷，当时她已经在中国做了3年的小额信贷工作，在中国社科院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工作过，她打算回到美国去金融机构工作，然后开自己的小额信贷基金。

这时魏可欣也开始想自己在中国做些什么工作。“我看到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距，农村有那么多穷人，要想一个可持续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小额信贷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魏可欣说，“我们两个就打算开一个小额信贷的NGO组织”。

一开始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创办像“我开”这样的机构，还有一个是专门做对中国小额信贷工作的培训机构，魏可欣觉得第一个更有意思。第二天她们去云南旅游，在云南的6天一直在想机构的名字和运作模式，回来后的3个月，她们认识了很多小额信贷机构，也咨询了很多小额信贷专家，“我开”正式开始了。
因为成立“我开”的初衷是要帮助别人开自己的公司，所以这个名字的含义其实是“我要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开”的捐款者有90%是和中国有关系或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比如华人，比如在中国留学或生活过或是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人。捐款额最低10美元，最高100美元，一般一个被扶持者都需要七八个人来帮助。捐款者要做的就是在网站注册，通过故事选择想要帮助的人，然后点击输入信用卡号。每隔3个月，故事更新后，系统会提示捐款人被帮助者的状态已经更新了。每笔贷款还清后，钱会循环给“我开”的其他客户来用，“我开”对每笔钱有记录地追踪3年。至今为止“我开”接到过的最大额捐款是5万美元，来自一个过世的美国华人。

关于资金的募集，魏可欣向本刊介绍，目前“我开”在旧金山、纽约、西雅图、北京、香港都有志愿者的分支机构，一共有150多人，他们会在晚上或周末安排一些晚会或活动，也会做很多演讲，同当地的一些组织合作，还有就是通过媒体和网站的宣传，以及同其他公司的合作，比如“买一张机票就捐一块钱支持中国小额信贷发展”。

小额贷款的中国样本

四川省仪陇县在川北，是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511元，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下。早在14年前，仪陇就成立了乡村发展协会，有十几家国际合作伙伴，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贫困农村发展的农村扶贫金融服务体系，开创了一套适合本地特点的小额信贷系统，成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典范。

“我开”在中国选择了仪陇乡村发展协会作为合作伙伴，另一个合作伙伴在内蒙古赤峰。“我开”中国区负责人张圣向本刊介绍，“我开”在开展业务之初，让中国小额信贷网络提供了一个小额信贷机构的列表，他们从上到下挑了10个，从中选中了仪陇和赤峰。“我们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有4个，首先要满足95%的还款率，给客户提供服务和支持，有比较透明的财务系统，有意愿和有能力去发展。”张圣说，“我觉得第二、第四两点很重要，他们想要发展壮大，得有个内在因素促使他们去做，而不是满足现状。实际上在我们挑选潜在合作伙伴的时候，95%的还款率是最低的，一般都是从99%到100%。拿到对方的财务状况之后，我们会花上一周到10天的时间去访问，去看员工的操作和客户有没有问题。我们问客户的问题，最多的是‘你（对提供的贷款的机构）满不满意？’和‘你还愿不愿意继续使用’。”

“我开”对合作伙伴的考察非常严格，要跟当地协会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信贷员和客户做大量采访，评估他们的政策和模式，回来写一个评估报告。“我们有一个国际的投资董事会，都是国际的小额信贷专家组成，他们来决定要不要和这个协会合作，协会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收到我们的钱。”魏可欣介绍说，“比如仪陇，之前给他们做很多财务方面的培训，要求他们的金融活动达到国际标准。”

开始合作后，张圣每3个月到当地去做一次监督考察，与当地的信贷员一起去走访客户。“借钱之后，信贷员每周都会去客户那边看看，了解一下他们的生产情况，所以信贷员和客户都成了朋友。一次我和信贷员一起去走访客户，他们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吃那种很大很甜的柚子。他们保证客户还钱就是靠这种纪律加亲情，你不还我钱，你都不好意思。”

“这些穷人的担保是一种信用担保。有次我去四川访问，我问一个客户，借个三四千块会不会还钱有手紧的时候？他说会有，肯定会有一些淡季旺季，还有商业不成功的时候。我又问他会不会有还不清贷款走掉就算的想法，他说，你看我现在住在山上，但凡我有些钱，我也不会住在山上，而且这儿有我的邻居和我的生活。那边住在山上和住在路边贫富差距很大。他的意思就是，做这个事情违约信用的成本大于借钱的成本。我可以通过打工，做其他一些小买卖，还清这个钱。”

张圣记得有一个客户借了最低的300元，他是个驼背，和聋哑的弟弟住在一起。最开始他用300元买了个猪仔，后来养大卖了2000元，然后他们又用这笔钱买了牛。在借钱之前，兄弟俩连玉米都很少吃，经常是帮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别人给口饭吃。“自从贷款之后，信贷员对村里人说，能给他们钱就给钱。后来我看到他是第二年，他现在用这个牛帮助别人耕地，耕一次挣十几块钱。那300块钱就等于救了他们。他们很好客，见了我们，就拿袖子擦板凳让我们坐，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魏可欣也去过很多老乡家里，本刊记者随口描述了一个“客户”的情况，她便脱口而出那个客户的名字。魏可欣说，“我开”现在还属于开创阶段，捐款人和借款人数量都比较少，他们的目标是每年能达到1万名捐款者，1500到2000个借款人。

魏可欣在宁夏考察时曾看到一个研究，每1000元的贷款可以帮助一个人把年收入提高730元左右。“这就是我最理想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团队，热爱我们所能带来的影响，我觉得那些改变世界的想法很棒。”

“从我小时候，我受到的教育就是帮助社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像我父亲，或者说受到家庭环境影响，但肯定是改变了我。”魏可欣的爸爸是法国人、西班牙人的混血，是黑人，也是美国本地人，1921年出生，那时候美国种族歧视，黑人得不到好工作，但是因为他参加了“二战”，战后可以免费上大学，读法律学校，后来他当了律师。上学的时候，她的爸爸常去一个卖地图的公司打工，后来老板心脏病突发，他和另一个人就把公司买了下来，过了几十年，做成了一个很大的地图公司。“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他的雇员，很多人都是墨西哥移民。他把公司卖了之后，用所有赚的钱成立了一个基金，帮助不是很富裕的奥克兰开展很多不同的教育项目，同时他还经常免费帮助那些雇不起律师的人做法律咨询。”

魏可欣在北京有很多“流动人口”的朋友，比如以前在小饭馆认识的服务员，看到他们每个月辛辛苦苦只有1000块的工资，魏可欣特别想教他们英文，这样可以在星巴克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工作，身体和生活都会好一点。“试了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已经太晚了，他们的人生状态已经固定了，可能你能做的就是当一个好朋友，但无法改变他们的状态。但是如果十几年前他们的父母能够有一点钱做小买卖赚一些钱，可能他们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了。可能这也是我现在做‘我开’的动机之一吧。”她说。■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政策好坏看细节

张志雄/文

最近重读英国历史学家兼投资人爱德华·钱思乐在1998年写的名著《贪婪时代》，联系今日中国之情形，颇有感慨。钱思乐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向来以“日本制造”自傲的日本企业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随着股市大涨，企业的金融操作获利也直线上升。金融体系由此出现一种危险的循环：企业金融操作创造获利，导致股价上涨，进一步增加金融操作的获利。

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大部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参与了金融操作。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如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以及松下和夏普等电子产品公司，都是金融操作的超级大户，它们申报的企业盈余半数以上来自金融操作。到1985年3月底为止的一年内，企业金融操作获利总金额为2400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两年后更增长到9520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

钱思乐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期间企业实业部分收入其实是逐渐下降的。”

这可打破了我过去的迷思，我一直以为日本的实业经济是被股市与房市的泡沫崩溃拖垮的，现在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金融泡沫狂潮中，要让企业忽略金融与实业利润的不对称性，避免大肆投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当年，个别企业的投机活动甚至成为主业。一家名为汉华（Hanwa）的钢铁公司被喻为“东方守护神”，上世纪80年代末期筹到4兆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资金，供其金融操作，获利超过本业盈余20倍。

那么，当时日本企业筹措的新资金，是否全都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去了呢？

没有，有相当部分资金也投入到“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产能投资风潮”中。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日本的金融投资金额达到3.5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当时，日元走强，导致经济增长率减缓及资本报酬率下降，因而，日本期盼这股爆炸性的资本投资潮能帮助其度过经济困境。

钱思乐下面的一段分析更值得我们注意。“部分人士指出，大藏省故意让日本陷入泡沫经济，才能顺势在关键时刻提供廉价资本给日本产业界。经济泡沫期间的资本支出造成一个假象，在经济奇迹已经‘老态龙钟’之后，外界仍然误以为它还是一条活龙，将庞大的资源不当地分配到不具生产力的投资上。大藏省的官员本想把投机当成政策工具，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这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上周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到上述文字，惊觉这不是我近一年来在本专栏中反复说的“中国故事”的日本版吗？

写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某些经济学者尤其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十几年来，他们不断鼓吹中国不必担心走日本泡沫之路，甚至应该走这条路。一个主要理由是，当前中国与泡沫崩溃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有10倍差距，即使到时中国泡沫崩溃了，国家和人民也很富裕啦。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就一定如日本那么“幸运”？历史上很多国家就是由于“集体疯狂”，未富先衰啊。也就是说，错误的政策把国家给搞垮了。我这儿随手举一个例子吧。请问，1945年，世界上第三大的证券市场在哪儿？

——埃及开罗。

我建议“泡沫论者”去那儿看看。2004年春节，我因天气关系，在开罗滞留近一个星期。于是，我从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变成了在城市深处探秘的记者。我发现，开罗仍处于30年前上海的水平。

我更想请教“泡沫论者”，为什么我们非要走日本泡沫之路，却不走德国的理性发展之路？当时，日本和德国不是并驾齐驱吗？直至在英美都出现房产崩溃的今天，德国却没有什么房产泡沫。我读到一位台湾作者写的书。她在德国大学当研究员，有一份不算微薄的薪水，想贷款置业，却未获银行通过，因为她得证明在未来还贷的10年、15年或20年期间持续有固定收入——那就是得有持久的工作合约才行。最后，还是她不在学院工作的老公搞定了这事。这在中国可能吗？

那会不会让人无家可归？不，德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房东不能随意调整房租，不准逼房客走人，所以，德国人也就愿意成为租户了。

真的，不要小看这么一条有利于租户的法律，它可比用物业税来惩罚所谓的房产投机者强得多。在中国，租户不怕房东上涨房租，最怕房东赶走他们。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房东完全有理由损失一个月的租费，撕毁合同，赶走房客，把房子卖掉。租户朝不保夕，还不赶快买房？如果有德国那般政策，许多人未必愿意买房。

泡沫会不会膨胀与崩溃，往往在国家政策的细节中。■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9-09-13/1102483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