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去了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就要垮掉了，而他的母亲即使现在也极力避免去想这件事情，”孩子的父亲——30岁的易永生（Yi Yongsheng）在西安从事卑微的建筑工作——通过电话说道，“我并不对这场官司报什么希望，我只是想要寻求公正。”

     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中国官员们，为了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往往更加偏爱制造商而非消费者。产品责任案件往往很难立案更不用说胜诉了，尤其当被告是国有企业或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时。

     那些备受瞩目的诉讼，往往被官员们是为是潜在的仕途危险，于是他们往往竭尽全力地去让原告息讼宁事，而非让公正的车轮前行。据那些自愿帮助受害者家属的法律学者及律师称，在这场毒奶粉危机中，许多省份的官员都通过各种途径向家属、律师及法官施压，要他们放下手上的案子。

     如果这事发生在西方，那律师们可能会联合三鹿。这家中国最大的牛奶生产商坐落于石家庄，其生产的牛奶被检测发现有含量巨大的三聚氰胺，这种有毒的化学原料被人为地添进兑水的牛奶以便增加蛋白质的含量。至少已有4个孩子死于肾结石引起的并发症，而另外53,000个孩子已出现相关症状。在那些大量被隐匿的证据曝光后，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和涉案公司高管已被迫离职。

     在中国，易先生和他的妻子向三鹿提出了152,000美元的赔偿请求，他们是少数提起诉讼的受害者家属之一。原告们都是单个家庭，法官并没有合并审理，这是因为在中国，若有集体诉讼，那将会被强烈劝阻。

     全中国有超过100名律师自愿给那些焦虑的父母们提供法律援助，但一些律师说，当地政府官员已经向他们施压，要他们别管这些案子。

     “这场危机将看不到司法的身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张新宝（Zhang Xinbao）认为，“我们的司法系统及机制在这件事上起不了作用，而这正是法律专家们所担心的。”

     “在西方，这样的产品责任案件将会导致集体诉讼，”张教授说道，“而在中国，他们并不想看多如此多的人被卷入一场官司，这将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钱卫勤（Qian Weiqing），在上周的一次法律会议上提到，政府持续性打压这类诉讼的行为，已经“错过了很多进步的机会，包括完善法律实施制度，司法制度及救济制度。”

     政府官员已经告诉律师及受害者家属，他们将可能在庭外得到补偿。

     四川当地政府正是用这个办法，来对付那些在5.12地震中由于校舍坍塌而丧命的孩子们的家属。如果家属们愿意签署协议放弃对“豆腐渣”校舍的调查要求，他们才能得到政府的补偿。许多家庭拿了钱，但对没有人为他们孩子的死负责感到非常愤怒。

     就像校舍的坍塌一样，这次毒奶粉事件同样牵扯到从政府官员至公司高管之间的层层黑幕。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使理清责任承担成为了微妙的政治游戏。官员们更愿意通过施压让受害者家属接受上面所说的补偿，而不是让法院介入调查，一位正在收集资料以便提起集体诉讼的律师说道，“在中国的传统上，政治往往高于法律。”

     “保护三鹿就是保护政府自身，”他补充道，“像这样的居民健康危机不仅是三鹿的问题，更牵涉到从石家庄至中央的各级官员，还有媒体监督、食品监管部门以及那些商人与官员之间的肮脏交易。”

     对于这次毒奶粉丑闻，法官们正试图决定是否要接受三宗分别于甘肃、河南及广东提交的立案申请。只有甘肃的案子涉及一名死去的孩童，也就是易先生的孩子。“河南的法院已经拒绝了两宗案子"，河南律师常博阳（Chang Boyang）提到，他自愿为一对夫妻代理案件，他们1岁的孩子今年9月死了。

     在河南这个贫穷落后的省份，律师们要比在中国其他地区面对更多的来自政府的阻扰。至少有20名律师退出了自愿为受害者家属维权的行列。9月27日，当地司法局的官员与律师们见了面，要求他们不要去管这些案子。

     自愿者团体在10月7号发布了工作简报称，政府官员们直接告诉他们不要给受害者家属任何法律上的帮助。

     人权律师李方平（Li Fangping）称，北京律师协会的官员召集了律师们并且劝阻他们去接受毒奶粉案件，尤其是那些原告来自不同省份的案件。律师们被告知不要将工作简报公布在网上。而那时，自愿律师们已经接到了超过1,200个求助电话。

     许多律师认为将司法局或律师协会的要求置于不顾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加入这些组织，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由司法行政部门控制，因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执业资格问题。

     中国律师协会（“律协”）是这个国家的律师组织，强烈地阻扰集体诉讼。2006年3月，律协颁布了一份执业指南，旨在阻碍超过10人的诉讼的发生。这份指南虽然并没有直接禁止集体诉讼，但是为其设置了重重阻碍，例如律师需要提交他们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给司法局，研究中国法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Jerome A. Cohen称。

     10月10日，一些律师、法学教授及法官在人民大学举行了会议商讨此次毒奶粉事件的法律事宜。陈先洁（Chen Xianjie）法官提到，中国法院对应对集体诉讼没有经验，“如果法院将三鹿案件合并审理，那消费者最终将得不到法律保护，”他警告说。

     陈法官说，用传统方式解决受害者家属的请求更为妥当。政府应当将其作为行政事务处理并给予适当补偿，他说，医疗费用已由政府垫付，当然还有其他补偿。

     一些中国人对此提出了异议，政府怎么能用财政税收来弥补个体公司所犯的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