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好坏看细节

张志雄/文

最近重读英国历史学家兼投资人爱德华·钱思乐在1998年写的名著《贪婪时代》，联系今日中国之情形，颇有感慨。钱思乐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向来以“日本制造”自傲的日本企业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随着股市大涨，企业的金融操作获利也直线上升。金融体系由此出现一种危险的循环：企业金融操作创造获利，导致股价上涨，进一步增加金融操作的获利。

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大部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参与了金融操作。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如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以及松下和夏普等电子产品公司，都是金融操作的超级大户，它们申报的企业盈余半数以上来自金融操作。到1985年3月底为止的一年内，企业金融操作获利总金额为2400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两年后更增长到9520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

钱思乐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期间企业实业部分收入其实是逐渐下降的。”

这可打破了我过去的迷思，我一直以为日本的实业经济是被股市与房市的泡沫崩溃拖垮的，现在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金融泡沫狂潮中，要让企业忽略金融与实业利润的不对称性，避免大肆投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当年，个别企业的投机活动甚至成为主业。一家名为汉华（Hanwa）的钢铁公司被喻为“东方守护神”，上世纪80年代末期筹到4兆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资金，供其金融操作，获利超过本业盈余20倍。

那么，当时日本企业筹措的新资金，是否全都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去了呢？

没有，有相当部分资金也投入到“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产能投资风潮”中。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日本的金融投资金额达到3.5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当时，日元走强，导致经济增长率减缓及资本报酬率下降，因而，日本期盼这股爆炸性的资本投资潮能帮助其度过经济困境。

钱思乐下面的一段分析更值得我们注意。“部分人士指出，大藏省故意让日本陷入泡沫经济，才能顺势在关键时刻提供廉价资本给日本产业界。经济泡沫期间的资本支出造成一个假象，在经济奇迹已经‘老态龙钟’之后，外界仍然误以为它还是一条活龙，将庞大的资源不当地分配到不具生产力的投资上。大藏省的官员本想把投机当成政策工具，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这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上周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到上述文字，惊觉这不是我近一年来在本专栏中反复说的“中国故事”的日本版吗？

写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某些经济学者尤其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十几年来，他们不断鼓吹中国不必担心走日本泡沫之路，甚至应该走这条路。一个主要理由是，当前中国与泡沫崩溃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有10倍差距，即使到时中国泡沫崩溃了，国家和人民也很富裕啦。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就一定如日本那么“幸运”？历史上很多国家就是由于“集体疯狂”，未富先衰啊。也就是说，错误的政策把国家给搞垮了。我这儿随手举一个例子吧。请问，1945年，世界上第三大的证券市场在哪儿？

——埃及开罗。

我建议“泡沫论者”去那儿看看。2004年春节，我因天气关系，在开罗滞留近一个星期。于是，我从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变成了在城市深处探秘的记者。我发现，开罗仍处于30年前上海的水平。

我更想请教“泡沫论者”，为什么我们非要走日本泡沫之路，却不走德国的理性发展之路？当时，日本和德国不是并驾齐驱吗？直至在英美都出现房产崩溃的今天，德国却没有什么房产泡沫。我读到一位台湾作者写的书。她在德国大学当研究员，有一份不算微薄的薪水，想贷款置业，却未获银行通过，因为她得证明在未来还贷的10年、15年或20年期间持续有固定收入——那就是得有持久的工作合约才行。最后，还是她不在学院工作的老公搞定了这事。这在中国可能吗？

那会不会让人无家可归？不，德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房东不能随意调整房租，不准逼房客走人，所以，德国人也就愿意成为租户了。

真的，不要小看这么一条有利于租户的法律，它可比用物业税来惩罚所谓的房产投机者强得多。在中国，租户不怕房东上涨房租，最怕房东赶走他们。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房东完全有理由损失一个月的租费，撕毁合同，赶走房客，把房子卖掉。租户朝不保夕，还不赶快买房？如果有德国那般政策，许多人未必愿意买房。

泡沫会不会膨胀与崩溃，往往在国家政策的细节中。■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9-09-13/110248335.html